2011年的校车事件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，而这些校车事故发生地点却是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密集的县乡。在校车事故发生后，人们关注的是校车的安全，而对于车上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亲人似乎不再关心。在一起起校车事件中的悲剧，再一次成为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。
中国的农村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地方，因为中国农村的贫穷是世人所众所周知的问题。现在这个问题再次带出问题：中国日渐增加的留守儿童数量。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，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，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：因为贫困而失学；因为不平等，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：留守儿童。
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出生的人差不多就是中国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留守儿童。他们因为父母离家打工缺少关爱、缺少教育。但他们留守儿童长大之后，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，留下了“没有二十岁”的乡村，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循环的不仅是贫穷，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。在合肥二级建造师培训报名处，一名学生说他是他村的表哥介绍过来。他表哥原先就在新联建造师培训班参加过学习。客观地说，留守，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。很多时候，“被留守”实际就是“被甩脱”。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，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，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，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。农村孩子“被留守”的个人命运，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。
家庭，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完满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庭。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，二元结构下看得见的城乡不平等，掠夺着乡村的资源，将乡村的一切城市可利用的资源都无情地卷入城市：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，年轻人读大学跳出农门，农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基地——自然就有了农村的空心化。一个严重的结果就是，农村本来完整的家庭，被城市的这种资源吮吸得支离破碎，夫妻分离，父子分离，亲情疏离。
留守儿童问题，就是这种农村碎片化的残酷表现。无论何种问题，似乎一提到体制，就意味着“遥遥无期”，甚至“无法解决”。可留守儿童的问题，真的无法绕过“城市中心主义”的体制问题。当然，体制不是一个卸责的筐，我们不能再把问题推给一个抽象的体制之后就转过身去了，体制坚冰需要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渐进融化，对留守儿童具体的关怀更要同步进行。输入地政府需要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上日程，输出地政府需要穷尽自身的努力给留守的孩子更多的关怀。当然，如果农民工的收入有充分保障，也无须父母同时外出打工，留守的问题也将大为缓解。
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，城市化速度的确是在加快，可是中国农村问题严重化也在加快。当一次次的农村留守儿童事故发生后，人们开始反思之后呢？似乎在这之后，反思一直存在，问题的发展也在继续。
